《傷寒論》 12．太陽中風，陽浮而陰弱，陽浮者，熱自發(fā)；陰弱者，汗自出。嗇嗇惡寒，淅淅惡風，翕翕發(fā)熱，鼻鳴干嘔者，桂枝湯主之。方一。
桂枝（去皮，三兩) 芍藥（三兩) 甘草（炙，二兩) 生姜（切，三兩)大棗（擘，十二枚)
上五味，咀三味，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適寒溫，服一升。服已須臾，啜熱稀粥一升余，以助藥力，溫覆令一時許，遍身微似有汗者益佳；不可令如水流離，病必不除。若一服汗出病瘥，停后服，不必盡劑；若不汗，更服，根據(jù)前法；又不汗，后服小促其間，半日許令三服盡。若病重者，一日一夜服，周時觀之，服一劑盡，病證猶在者，更作服；若汗不出，乃服至二、三劑。禁生冷、粘滑、肉面、五辛、酒酪、臭惡等物。
須臾，《僧祇律》“一剎那者為一念，二十念為一瞬，二十瞬為一彈指，二十彈指為一羅預，二十羅預為一須臾，一日一夜有三十須臾”這樣算來一須臾約等于48分鐘，就是不到半個時辰。
中國的國學對于外來文明的融入性是極強的，不但一些詞句，在《傷寒雜病論》中甚至很多藥物都是西域舶來品，如紅藍花，訶梨勒等，三國前倒是很少舶來東洋之物，可能那時的東洋還很蠻荒，還要舶來我們的，呵呵。在舶來物品的同時，一些語言名詞往往隨之而來，這里面應該也避免不了fo學名詞。
fo教何時傳入中土比較難于精確的考證了，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仲景成書的建安紀年（公元196年)前（仲景的《傷寒雜病論》成書于建安紀年+十稔也就是10年，不會早于公元206年)，fo教已經大行天下，fo經也已經融于中土文化，我們可以來溯源一番：
東漢末年(桓、靈、獻三朝)已經是fo教入華之后開始蓬勃發(fā)展的一個時期。
在此之前，還有漢哀帝元壽元年（公元前2年)大月氏王使伊存來華授《浮屠經》；
其后，東漢明帝永平年間(58-75 )遣使赴西域請回并譯出《四十二章經》等fo經；
并且明帝時有楚王劉英“為浮屠齋戒祭祀”之記載；
還有白馬寺的歷史也可以佐證：“東漢永平十年（公元67年)的某天晚上，漢明帝劉莊做了一個夢，夢見一位神仙，金色的身體有光環(huán)繞，輕盈飄蕩從遠方飛來，降落在御殿前。漢明帝非常高興。第二天一早上朝，他把自己的夢告訴群臣，并詢問是何方神圣。太史傅毅博學多才，他告訴漢明帝：聽說西方天竺（印度)有位得道的神，號稱fo，能夠飛身于虛幻中，全身放射著光芒，君王您夢見的大概是fo吧！于是明帝派使者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13人去西域，訪求fo道。三年后（公元70年)，他們同兩位印度僧人迦葉摩騰和竺法蘭回到洛陽，帶回一批經書和fo像，并開始翻譯了一部分fo經，《四十二章經》就是其中之一。皇帝命令在首都洛陽建造了中國第一座fo教寺院，以安置德高望重的印度名僧，儲藏他們帶來的寶貴經像等物品，此寺即今天的洛陽白馬寺。據(jù)說是因當時馱載經書fo像的白馬而得名，而白馬寺也因而成為中國fo教的“祖庭”和發(fā)源地。
漢末桓、靈之時更可由幾段記載直接與fo教有關：
一、桓帝（公元147-167年)於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
二、襄楷于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上書時并引《四十二章經》、《老子》及《太平經》以相比附,可見fo教經典已為人所熟知；
三、外國僧侶陸續(xù)來華，大量翻經，并講授經典，傳布fo法，其中著名者如安息人安世高(安清)於漢桓帝建和二年(148 年)至靈帝建寧中(168-171 年)二十余年間，共譯出三十余部經,共數(shù)百萬言(或曰百余萬言)，并親自在洛陽講授fo法，聽講者頗眾；
還有支婁迦讖(支讖)於桓帝末游於洛陽，并於靈帝光和、中平之間
(178-189年)譯《般若道行品》、《首楞嚴》、《般舟三昧》等經，又有《阿
闍世王》、《寶積》等十部經；
此外，有康居人康巨(康臣)於靈帝時出《問地獄事經》；支曜譯《成具光明三昧經》；支讖再傳支越(支謙)續(xù)譯《首楞嚴經》；
由以上所述可知，“及至桓靈之世,安清支讖等,相繼來華,出經較多,釋迦之教,乃有所據(jù)”，并且“fo學在我國獨立而為道法之一大宗，則在桓靈之世（147-188)”應是實
情。還有安玄於靈帝末至洛陽，與華人嚴浮調共譯《法鏡經》，并且《沙彌十慧章句》還是嚴浮調自己著述的，可見早在公元188年之前，中土的一些知識分子就可以熟練的掌握fo經和運用fo經的理論詞語進行著作；
到了獻帝時期，《三國志》，<吳書 .劉繇傳>便記載:
“乃大起浮屠祠，以銅為人，黃金涂身，衣以錦采，垂銅盤九
重，下為重樓閣道，可容三千人，悉課讀fo經，令界內及旁郡人有好fo者聽受道，復其
他役以招致之，由此遠近前后至者五千余戶.。每浴fo，多設酒飯，布席於路，經數(shù)十
里，民人來觀及就食且萬人，費以巨億計”
其事則大約在獻帝初平三年(193年)，當時fo教之影響廣泛深遠可見一斑。
那么綜上所述，一是《摩訶僧祇律》（fo教戒律書，簡稱《僧祇律》，意譯《大眾律》)最早的口傳心授或譯而成文的年代是不是比東晉會更早？例如有據(jù)可查的就有三國魏嘉平二年有曇柯迦羅在白馬寺譯《僧祇戒本》的記載，而“漢明帝使者秦景等人同兩位印度僧人迦葉摩騰和竺法蘭帶回一批經書和fo像，并開始翻譯了一部分fo經”則更早可溯遠到公元70年，據(jù)仲景成書時還有130多年，在這百年中，一些fo教的詞語應該能潛移默化的溶入了中華文化之中。
二是《傷寒雜病論》在流傳傳抄的過程中也有可能被一些醫(yī)者根據(jù)自己的臨床經驗和用詞習慣加入了一些內容，后世加文，特別是加減煎服禁忌等方面在《傷寒雜病論》還是個很普遍的現(xiàn)象，但是這種可能性的有無只是有關乎“須臾”的訓詁考證，并不影響它的本義。
三是放到原文中品味：“上五味， 咀三味，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適寒溫，服一升。服已須臾，啜熱稀粥一升余，以助藥力，溫覆令一時許，遍身漐漐微嗣有汗者益佳；不可令如水流離，病必不除。若一服汗出病瘥，停后服， 不必盡劑；若不汗，更服，根據(jù)前法；又不汗，后服小促其間，半日許令三服盡。若病重者，一日一夜服，周時觀之，服一劑盡，病證猶在者，更作服；若汗不出，乃服至二、三劑。禁生冷、粘滑、肉面、五辛、酒酪、臭惡等物。”
“服一升。服已須臾，啜熱稀粥一升余，以助藥力，溫覆令一時許，遍身漐漐微嗣有汗者益佳”，注意這個“以助藥力”，顯而易見，這熱稀粥一升余，是作為援兵來使用的，桂枝湯是殺敵的勇士，桂枝生姜抗邪散邪，炙甘草大棗養(yǎng)胃氣補津液，芍藥有和營和防止甘味藥壅滯的作用，甘草大棗這樣平和的藥都要配合芍藥的酸苦來佐治涌泄一下，可見這時根本不能過于再急著啜粥來增加胃的消化吸收負擔，這就像是戰(zhàn)場上沖鋒陷陣的勇士不要攜帶太多的干糧輜重一個道理，等桂枝湯的藥力要發(fā)揮出來了，然后再啜粥，這就是援兵上來，增加桂枝湯的戰(zhàn)斗力和補給了，那么中藥湯劑從服用到吸收到達到血峰值應該不會低于48分鐘（一須臾)。
四是學傷寒經方之學以來，越來越感覺我們的古人是嚴謹認真的，治學功力之精辟遠過于今人，往往是不會作功夫行跡之心的，一字一句皆有深意，（或者是刻竹簡的辛苦導致的不妄言習慣？呵呵，存疑吧。)比如，如果是服桂枝湯后需要馬上就啜粥，為什么不用“服以急啜熱稀粥一升余”、“服以即啜熱稀粥一升余”、“服以旋啜熱稀粥一升余”“服后立啜熱稀粥一升余”這些比“須臾”更能表示時間緊湊的措辭呢？
個人淺見，妄言雜說，貽笑大方，僅供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