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對漢朝的生物戰(zhàn)爭及其歷史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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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武帝新傳---何新
何新按：此文介紹和披露中國古代歷史中一段鮮為人知的隱秘，在此之前從未見諸任何報道和研究。發(fā)表此文的目的，是使人們知道大疫對人類歷史曾產(chǎn)生難以預料的久遠影響。因此，對眼前正在發(fā)生的這場疫情，直到最終找到有針對性的藥物和療法前，雖然不必人為恐慌(沒有任何意義)，但也確實不可忽視。個人認為，此次非典的爆發(fā)，應引起國家及人們的警覺和反思：
1.全民衛(wèi)生及防病體系不容漠視和破壞。也不能走市場化道路，否則雖得小利于一時，卻遺大患于千秋。（毛澤東時代有“6·26指示”及謀建赤腳醫(yī)生農(nóng)村醫(yī)療體系，極具遠見。)
2.對作為當代不對稱戰(zhàn)爭重要內(nèi)容的生化戰(zhàn)爭，國家應提到戰(zhàn)略高度給予重視和研究。這次人們應特別感謝軍醫(yī)科院的軍事專家們，是他們及早找到了此病的真正病原及檢測方法，并且開發(fā)了有效的干擾素。
（可資對照的是衛(wèi)生部方面的個別專家，直到4月14日，當軍事醫(yī)學部門及國際醫(yī)學界均于12日前后已確認非典病源是冠狀病毒后，仍在中央電視臺的焦點節(jié)目中堅持病源是所謂“衣原體”，雖然他們早在年初即已參與了有關疫情的調(diào)研，但由于學術上堅持門戶之見和技術性的誤判，貽誤了幾個月的寶貴時間。)
21世紀，人類可能面臨的戰(zhàn)爭形態(tài)是不對稱戰(zhàn)爭。利用某些種類的新、危病毒進行生物戰(zhàn)爭，可能成為這種戰(zhàn)爭中的一種重要手段。這種戰(zhàn)爭手段可以在隱秘的條件下采用，并可以在短時期內(nèi)，給對手造成經(jīng)濟、政治和生命的嚴重破壞。對此，善良的中國人已有必要引起高度警惕。?
人類歷史上最早利用生物武器進行的戰(zhàn)爭，起源于漢武帝后期的漢匈之戰(zhàn)，是匈奴人所 最早使用。對中國造成了嚴重的禍害。此事件關系西漢后期，以至兩漢魏晉數(shù)百年歷史，影響至為深遠。但迄今從未被史家所論及，茲綜括史料，簡述如下。??
1?
我在編制《漢武帝年表》時曾注意到，征和四年漢武帝著名的“輪臺詔”中說：幾年前匈奴將戰(zhàn)馬捆縛前腿送放到長城之下，對漢軍說：
“秦人（按此即西語china即“秦人”之稱的起源)，（希臘人科斯麻士《世界基督教諸國風土記》：希臘稱中國為秦尼策國（Tlinitza)，又
稱秦尼斯坦（Tzmista)。長安《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之敘利亞文稱中國為秦尼斯坦（Tzinsthan)。數(shù)名皆同一語源，由海道傳播至西方者 。（見《中西交通史料匯編53—54頁)此即英文chinese秦尼斯之語源。)你們要馬，我送你們戰(zhàn)馬�！倍`的這些戰(zhàn)馬，是被胡巫施過法 術的馬匹。所謂法術，當時稱為“詛”或“蠱”。實際就是染上草原所特有、漢地所沒有的病毒的帶疫馬匹。漢人將此馬引入關后，遂致人染病。?
在武帝時代漢匈戰(zhàn)爭之后期，由于漢軍攻勢猛烈，“匈奴聞漢軍來，使巫埋羊牛，于漢軍所出諸道及水源上，以阻（詛)漢軍�！�?
埋牛羊如何能阻擋漢軍攻勢呢？原來這些羊牛也是被胡巫“詛”過的，漢軍觸及或食用或飲用過設置牛羊尸體的水源，就會大染疾疫，使軍隊喪失戰(zhàn)斗力。顯然，這些牛羊是被胡巫作過特殊毒化處理的“生化武器。”這是人類歷史上見諸記載的第一代生化武器。（上述資料參看
何新《中國歷史與國民意識》第428頁。)這種生化戰(zhàn)的后果，《史記》、《漢書》未作詳述。但《通鑒》記東漢桓帝延熹五年春三月，皇甫規(guī) 伐羌之戰(zhàn)，“軍中大疫，死者十之三四�！笨芍餍幸卟Ξ敃r軍隊戰(zhàn)斗力影響之大。?
漢武帝時代的名將霍去病，遠征匈奴歸后，年僅二十四歲就病死了。使他早夭致死的病因在歷史上始終是一個謎。但是《漢書》本傳記：
?
“驃騎
將軍登臨瀚海，取食于敵，卓行殊遠而糧不絕�！彼牟筷牪粠ЪZ草，完全依靠掠食匈奴牛羊，則在胡巫施術后，部屬必多染疾疫
。這位年輕將領一向體魄壯健，剽勇過人。遠征歸來后，突患暴病而夭折�，F(xiàn)在看來，很可能與匈奴的“生物戰(zhàn)”有關。??
2?
漢武帝后期，國中已數(shù)起大疫。由于當時人認為，來自匈奴的胡巫及其詛咒是瘟疫的起源，因此引起武帝對胡巫的警惕。天漢二年秋，下詔“止禁胡巫祠道中者，大搜（捕)�！蔽涞鄱啻闻沙鰧Ｊ箽J差“直旨繡衣使者”糾察胡巫。這也是引發(fā)后來“巫蠱之禍”的來源。?
巫蠱之禍，是發(fā)生于漢武帝晚年一次嚴重的宮廷變亂，其直接目標是搜尋和打擊致人病蠱的胡巫。但由于擴大化，株連甚多，引發(fā)了激烈的宮廷政爭，這場變亂最終導致武帝心愛的兒子、儲君衛(wèi)太子劉據(jù)之死難。如果究其原因，可以認為這也是由于匈奴搞生物戰(zhàn)所間接引發(fā)的一次重大政治事變。（此事請參看本書《論漢武帝晚年的巫蠱之亂》。)??
3?
匈奴（胡巫)通過疫馬和疫畜所施放的瘟疫，當時人稱為“
傷寒”。這種“傷寒”有兩個病征，一是因發(fā)高熱而苦寒，《
黃帝內(nèi)經(jīng)》熱病
篇：“今夫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币皇腔颊唧w有斑瘀（所以稱為“傷”)，死亡率很高。（所謂“瘟疫”，即瘟病，瘟也是
發(fā)熱的意思。
)?
由于缺乏有效抗疫手段，自武帝后期開始，從西漢中期直到三國、魏晉的二百余年間，這種流行惡疫呈10—20年的周期反復發(fā)作，頻頻不
已，綿延不斷。在政治、經(jīng)濟、宗教、文化以及醫(yī)學上，均對中國歷史發(fā)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和變化。東漢末名醫(yī)張仲景總結(jié)治療疫病經(jīng)驗寫
成名著《傷寒論》，就是從中醫(yī)學上對兩漢時期流行瘟疫的治療方法的一部總結(jié)性著作。?
西漢后期，由王莽改制及赤眉、綠林起義引爆的社會動亂，原因除當時社會中的階級矛盾外，與大疫的流行也有關系。總體來說，當社會
的上升期，大疫不致影響社會安定。但在社會危機時期，大疫往往成為社會變亂的導因。至東漢后期，疫情再度頻繁發(fā)作。?
特別是東漢桓帝延熹年間國中屢發(fā)“大疫”。延熹五年瘟疫對軍事的影響已見前述。延熹七年襄楷上疏警告皇帝稱：當前“天象異，地吐
妖，人疾疫，”可能會引發(fā)社會變亂。這一預言不到二十年就應驗了�；傅鬯篮�，靈帝時代大疫又于公元171年、173年、179年、182年、185年
五次爆發(fā)流行。?
其中尤以靈帝光和五年春（公元182)的大疫最為猛烈。次年即光和六年（公元183年)，張氏三兄弟（張角、張寶、張梁)趁民間大疫流
行，“以妖術教授，立‘太平道’，咒符水以為人療病，民眾神信之。十余年間，徒眾數(shù)十萬。”其徒黨詭稱“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
子，天下大吉”，起事焚燒官府，劫掠州邑，旬月之間，天下響應。這就是著名的“黃巾起義�！�??
4?
由黃巾起義，中經(jīng)三國分裂，直到晉武帝泰始元年（公元265)重新統(tǒng)一中國為止，戰(zhàn)亂分裂綿延持續(xù)八十余年。而在這期間，瘟疫仍然反
復發(fā)作不已。?
東漢末名醫(yī)張仲景在《傷寒論》序中悲沉地說：“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經(jīng)年以
來，猶未十年，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十居其七。（意謂“我的家族人多，二百余口人，自建安元年以來不到十年，死去了三分之二，其
中十分之七是死于傷寒。”)?
戰(zhàn)亂與疾疫，導致這一時期中國人口銳減。漢桓帝永壽三年（公元157)統(tǒng)計全國人口五千六百五十萬。僅八十年后，晉武帝太康元年（公
元280)統(tǒng)計，全國人口僅有一千六百余萬，銳減去四分之三)。毛澤東曾注意到漢末三國時期中國人口的銳減情況，云“原子彈不如劉關張的
大刀長矛厲害”。其實，導致這一時代中國人口銳減的更重要原因并不僅是戰(zhàn)爭，而是饑荒和瘟疫。??
5?
被當時人稱為“傷寒”的這種流行瘟疫究竟是什么疫病，這一點過去史家無所論及。但從有關史料看，這種疫病發(fā)病急猛，致死率很高。
病的主要特征是高熱致喘，氣絕而死。一些患者體有血斑瘀塊。（故稱為“傷/瘍”。)?
根據(jù)史料所記述的疫情特點：（1)由動物（馬牛羊等)作為病毒宿主傳播，（2)起病急猛，高熱，（3)患者體有出血瘀點，（4)具強
烈傳染性；似可以推斷當時流行的這種“傷寒”可能是兩種與嚙齒類動物有關的烈性傳染病。一是
鼠疫，二是
流行性出血熱。筆者竊以為當時
東北中國流行的主要是后者，但此病基本未過長江。蓋大江阻隔了
老鼠也。?
流行性出血熱（EHF)又稱病毒性出血熱，是一組由動物性蟲媒病毒（特別是鼠類)引起的傳染病。以高熱、出血（體有出血斑點)和
休克 為主要臨床特征，病死率相當高（40%—50%)。（“出血熱由漢他（灘)病毒引起，所致疾病稱為漢灘病毒肺綜合癥，英文縮寫為HPS�！�)?
現(xiàn)代醫(yī)學認為出血熱的宿主動物和傳染源，主要是小型嚙齒動物（包括家鼠、田鼠、倉鼠)。但臨床上已查出30種以上動物可自然攜帶本
病毒，除嚙齒動物外，一些家畜也攜帶EHFV，包括馬、家
貓、家
兔、狗、豬等，證明有多宿主性。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作為病毒載體的宿主動
物本身染疫后，卻很少發(fā)病，而只是通過接觸將瘟疫傳給人類。?
我們可以設想，匈奴將馬匹和牛羊尸體染致患病者的排泄或分泌物（即“詛”、“蠱”)后，將動物或動物尸體施放給漢軍。漢軍染病后
，其排泄物又通過老鼠及家畜向內(nèi)地反復傳播。由此即引發(fā)了自公元1世紀至4世紀前后數(shù)百年間在中原地區(qū)反復發(fā)作的“傷寒”瘟疫。??
6?
疫疾的流行引起東漢末民間道教與王室貴族中fo教的盛行。實際上，在中國早期道教和fo教最初流行時，都是作為一種醫(yī)道和長生道而被
信仰的。?
道教本起于戰(zhàn)國后期東齊海濱方術士的民間信仰。（陳寅恪觀點。)西漢時期與黃老哲學及導引吐納養(yǎng)生方術相結(jié)合，僅流行于貴族中。
漢武帝尊儒而貶黜黃老，黃老之術降入民間。在東漢后期，由于“傷寒”疾疫的流行，有方士于吉、張陵、左慈、張魯?shù)纫苑叫g為人治病
，傳布“太平清領書（《太平經(jīng)》)，使其逐步發(fā)展為道教。與黃巾的“太平道”一樣，其在民間的流傳與當時瘟疫大流行的背景有直接關系
。?
浮屠（fo教)于戰(zhàn)國末已傳入中土，但其立教并開始流行于上層精英中，或始于元狩二年三月。霍去病遠北匈奴，可匈奴祭天所獲休屠王
祭天金人，有人認為是金fo象。帶到長安后，武帝詔于甘泉宮中為立祠（敦煌莫高第323窟有此事繪畫)。后漢明帝時期。東漢后期，精英貴族
中（當時稱為耆舊俊彥)已流行崇信fo教。當時人認為，“此道清虛，貴尚無為，好生惡殺，省欲去奢。”也是一種養(yǎng)生之道。明帝永平八年
（公元65)致楚王英詔書：?
“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fo陀)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為誓。”?
潔齋即潔靜服素守齋，是一種養(yǎng)生保健之道。在東漢末桓靈時代的疾疫流行時期，漢桓帝亦于宮中設立黃老浮屠之祠�！白杂榔揭詠恚�
民已多有習浮屠術者，至桓帝，方篤好之，常躬自禱祠，由是其法漸盛�！�?
我們應注意到，早期fo教的傳入，不僅包涵著經(jīng)、教、學、法的傳入，也包涵著古印度醫(yī)學和醫(yī)術的傳入（湯用彤曾論之)�；傅蹠r在洛
陽傳fo的西域高僧安世高，既是一代fo學大師，也是一位醫(yī)術高超的名醫(yī)，所以信徒眾多。??
7?
三國割據(jù)時的建安正始時代，疾疫仍多次流行，不僅平民，當時的名士貴族，多夭折短壽。例如所謂建安七子、正始七賢（即竹林七賢)
，以及一時名士王弼、何晏諸輩，多數(shù)死于壯年（四十歲左右)。善養(yǎng)生的阮籍，也僅活了五十余歲。貴族精英如此，平民之命夭可知。當時
人多數(shù)死于瘟疫。所以魏文帝曹丕《答吳質(zhì)書》中曾悲嘆說：?
“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謂百年已分，長共相保，何圖數(shù)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
。”
裴松之也說：“自中原酷亂，至于建安，數(shù)十年間生民殆盡。比至小康，皆百死之余耳�！�?
戰(zhàn)亂兵災加上瘟疫疾病，使建安正始時代成為一個色彩陰暗悲愴的時代。?
難怪建安正始文士之詩作常以“七哀”為題，作悲苦之音，充滿蕭殺之氣。如阮籍的“
七哀”：?
“丁年難再遇，富貴不重來。良時忽一過，身體為土灰。冥冥九泉室，漫漫長夜臺。身盡氣力索，精魂糜所能。嘉肴設不御，旨酒盈觴杯
。出壙望故鄉(xiāng)，但見蒿與萊。”“浩浩長河水，九折東北流�！R河累太息，五內(nèi)懷傷憂�！�?
王粲“七哀”亦哀嘆曰：?
“……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系清绷臧叮淄L安，悟彼林下泉，喟然傷心肝�！�?
由此引致中國哲學及文化主題，由兩漢時代本以經(jīng)學政治倫理為主題的討論，轉(zhuǎn)變到魏晉時代關注存在意義和生命真?zhèn)蔚膯栴}討論，導致
清談和玄學的興起。?
晉宗懔《荊楚歲時記》：“五月五，四民踏百草，又有年百草之戈。丈以為人，懸門戶上，以禳毒氣。”?
艾蒿和
菖蒲有明顯的醫(yī)藥作用。艾，俗稱艾蒿，家艾，散發(fā)出一種清黍的氣味，是一味中藥。南朝陶宏景《名醫(yī)別錄》載：“艾，主灸百
病”葉入藥，性溫味苦，有和營血、暖子宮、祛寒濕的功能。
艾葉油有明顯的平喘、鎮(zhèn)咳、祛痰及消炎作用，葉加工如絨，稱“
艾絨”，為灸
法治病的燃料。另外“大艾”復制成
艾片，中醫(yī)學上用于芳香開竅藥；也可用作殺菌、防腐、興奮劑。?
菖蒲，生于水邊，又名“劍水草”、“白菖”俗稱蒲草�！侗静菥V目》說，菖蒲，乃蒲類之昌盛者，故曰：菖蒲，有香氣，是提取芳香油
的原料。它也是一味中藥，具有開竅、行氣止痛、祛風濕的功能，也可作芳香健胃劑。用菖蒲浸制的藥酒，傳說飲后可避瘟氣，延年益壽�！�
荊夢歲時記》：“端午以菖蒲一雨九節(jié)者，泛酒以避瘟氣�！彼未鷼W陽修在《端午貼子詞》中寫道：“共存菖蒲酒，君王壽萬春。”在民間常
將菖蒲葉與艾葉結(jié)成束，或燒以花序，以熏蚊蟲。??
8?
“清談”一詞，源之于曹丕詩：
“所親一何篤，步趾慰我身。清談同日夕，情眄敘憂勤�！�?
清談談玄之風始于曹丕的提倡：“太子丕宴會，眾賓百數(shù)十人。太子建議曰：君父各有篤疾，如藥一丸，可救一人，當救君邪？父邪？眾
人紛紜，或父或君。（可以注意到此也與疾病的救治有關。)?
“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jié)。其后綱維不攝，而虛號放縱之論盈于朝野。（晉書·言傳)?
魏晉時期哲學中流行崇尚虛無與放達的存在主義，文學中充滿慨嘆人生苦短，生死無常的空曠、悲涼、清脫、玄虛的氣氛，構(gòu)成建安正始
永嘉三代主流思潮的基本特點。此不僅與當時的社會動蕩不安有關，也與人類在瘟疫面前的無能和無力感有關。?
時孔門儒家正統(tǒng)（如孔融)反曹，仍崇尚名教以尊漢室。而曹丕乃倡導清談，尚通脫非名教以破之。魏代漢后，玄言清談由曹丕等之提倡
而成為學術主流。晉室廢魏，司馬氏復以推崇名教為標榜。當時崇尚名教者擁漢、擁晉。反名教者則擁曹氏。阮籍說：“汝君子之禮法，誠天
下殘賊亂危死亡之術耳！（晉書，阮傳)古今論魏晉清談者多，但對上述社會背景及意識形態(tài)特點，則鮮及之。??
9?
由于漢末的動亂，連年的戰(zhàn)爭及瘟疫殘害了無數(shù)人的生命，生存問題遂成為尖銳的問題，貴族、士人為躲避疾疫，延長生命，多親自入山
采集藥石。如名士“（嵇)康嘗采藥游山澤，會其得意，忽焉忘返。（晉書·嵇康傳)又如著名貴族、書法家王羲之“與道士許邁，共修服食
，采藥石，不遠千里，遍游東中諸郡。窮諸名山，泛滄海，嘆曰：‘我卒當以樂死’！（《晉書·王羲之傳》)?
由此可知，山水之美，也是名士們在采藥與浪游之中發(fā)現(xiàn)的。當時士人所練導引吐納，服藥采煉之法，名為求仙，實仍是求現(xiàn)世的祛病健
身之術。?
針對“傷寒”的流行，當時士人流行服用一種能致人發(fā)熱的“寒食散”。 寒食散又名“五石散”。主要原料是
紫石英、
白石英、
赤石脂、
鐘乳、石
硫黃。（余嘉錫對此有詳考。)用這些原料煉出來的藥物，服用之后，據(jù)說能散寒氣，補不足，祛病延年。隋代巢元方《諸病源候總
論·寒食散發(fā)候篇》云：“近世尚書何晏，耽好聲色，始服此藥，心加開朗，體力轉(zhuǎn)強。京師翕然，傳以相授，歷歲之困，皆不終朝而愈�！�
?
所謂“歷歲之困”，應即指多年流行的瘟疫。換句話說，五石散在當時之流行，是由于被認為有治病之功效的。?
何晏說：“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覺神明開朗。”自何晏用后，在士人中逐漸流行�！昂成⒅诫m起于漢代，而用之者靡有傳焉。魏
尚書何晏首獲神效，由是大行于世，服者相導也�！睍彝豸酥糜讶送扑]，服后說：“服足下五色石，膏散身輕，行動如飛也。（全晉文
)服藥后生幻覺，稱“散心”，生幻力，狂走發(fā)散，稱“散步”。這些語言創(chuàng)自當時之服散者，一直流傳到今天。?
�。坳P于寒石散祛治傷寒的藥效，史料中有所記載：“直閣將軍房伯玉服五石散十許劑，嗣伯為診之曰：‘卿伏熱，應須以水發(fā)之，非冬月
不可。’至十一月，冰雪大盛，令二人夾捉伯玉，解衣坐石，取冷水從頭澆之，盡二十斛。伯玉口噤氣絕，家人啼哭請止。嗣伯遣人執(zhí)杖防閣
，敢有諫者撾之。又盡水百斛，伯玉始能動，而見背上彭彭有氣。俄而起坐曰：‘熱不可忍，乞冷飲。’嗣伯以水與之，一飲一升，病都差。
自爾恒發(fā)熱，冬月猶單揮衫，體更肥壯。］??
10?
王瑤在《中古文學史論集》中指出長服五石散者，因藥性的作用，會影響人的性格，使人變得暴躁、狂傲。服藥使人的容顏會有所改觀，
服藥還使人的行為方式發(fā)生重大的變化。魯迅有一篇名作曾論及藥酒及魏晉文化風氣之關系，他注意到當時貴族士人多服藥任酒，形骸放浪，
形成特有的魏晉風度。魯迅說：?
“吃了散之后，衣服要脫掉，用冷水澆身；吃冷東西；飲熱酒。這樣看起來，五石散吃的人多，穿厚衣的人就少，……因為皮肉發(fā)燒之故
，不能穿窄衣。為了豫防皮膚被衣服擦傷，就非穿寬大的衣服不可。?
現(xiàn)在有許多人以為晉人輕裘緩帶，寬衣，在當時是人們高逸的表現(xiàn)，其實不知他們是吃藥的緣故。一班名人都吃藥，穿的衣服都寬大，于
是不吃藥的也跟著名人，把衣服寬大起來了！還有，吃藥之后，因皮膚易于磨破，穿鞋也不方便，故不穿鞋襪而穿屐。所以我們看晉人的畫像
或那時的文章，見他衣服寬大，不鞋而屐，以為他一定是很舒服，很飄逸的了，其實他心里都是很苦的。（《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
》)。?
除此之外，為避疫疾傳染，當時許多士人遠避人世，尋找干凈土，于是又有回返尋找大自然的風尚，遂導致山水詩及山水文學的興起。?
服寒石散需以酒為餌，而且藥力必須借酒力發(fā)散。因此當時士人亦多縱酒。《世說新語》記：“王孝伯云：‘名士不必須奇才。痛飲酒，
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醮骹o云：‘三日不飲酒，覺形神不復相親�！� (《世說新語·任誕》)?
飲酒后
嗜睡，可以拒客絕交游，成為當時名士的處身之道，即所謂“閉關”。例如“阮籍，本有濟世之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
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為常。鐘會數(shù)以時事問之，顧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獲免�！�?
《石林詩話》說：?
“晉人多言飲酒，有至沉醉者。此未必意真在于酒，蓋時方艱難，人各懼禍，惟托于酒，可以粗遠世故。蓋陳平、曹參以來用此策。《漢
書》記陳平于劉呂未判之際，日飲醇酒戲婦人，是豈真好飲邪？曹參雖與此異，然方欲解秦之煩苛，付之清凈，以酒杜人，是亦一術。不然，
如蒯通輩無事而獻說者，且將日走其門矣。流傳至嵇、阮、劉伶之徒，遂全欲用此為保身之計，此意惟顏延年知之。故《五君詠》云：‘劉伶
善閉關，懷清滅聞見，韜精日沉飲，誰知非荒宴。’如是飲者未必劇飲，醉者未必真醉也。 (《苕溪漁隱叢話》引)??
11?
吳世昌說，魏晉名士習尚服藥、飲酒、清談、放蕩、狂狷、任性、好山水、好音樂、好享樂和自暴自棄的頹廢。近時文壇論及魏晉風度，
猶有人推崇魏晉時士人之服藥、飲酒、山水遨游，認為魏晉士人崇尚“自由”。卻殊不意識到這實際是根源于一種大不自由的背景——當時社
會動蕩，民生艱難，又時有人力不可控制的瘟疫流行，奪人性命。因此，對于士人來說，魏晉時期乃是充滿憂患的痛苦悲哀的時代。所謂通脫
、放達的存在主義，不過是精神上尋求解脫的一種自慰的表達方式而已。?
匈奴本身雖是漢代這場生物戰(zhàn)的最初發(fā)動者，但其本族后來也成為嚴重的受害者。史載自武帝征和年代后，匈奴部亦屢遭大疫，導致人口
銳減。在漢軍的打擊下，勢力急劇衰落。隨著北匈奴的西遷，在公元2世紀后，這種瘟疫爆發(fā)于中亞，2—3世紀流行到羅馬。公元6世紀中亞、
南亞、阿拉伯半島、北非，傳布到幾乎整個歐洲。其間反復發(fā)作，對中古歐亞歷史產(chǎn)生了深刻的影響。中世紀晚期著名的文學作品《十日談》
，就與當時在意大利流行的“黑死病（鼠疫)及出血熱有關。但此已超出本文所討論的范圍了。?
�。奂游摹h布里（Gavin Hambly)《中亞史綱要》：?
公元165年，在帕提亞戰(zhàn)役中發(fā)生了一次很著名的事件，當阿維狄俄斯·卡希厄斯率領的羅馬軍隊進入泰西封時，他們遭受了一種毀滅性的
流行病的襲擊，而最近的研究表明，同一時期在南阿拉伯地區(qū)，也發(fā)生了一場大災難，這場災難只可能是一場可怕的流行病。而這種流行病開
始于貴霜帝國，又沿著貿(mào)易通道流傳到了古代世界的其他地區(q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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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子》與漢初政治斗爭
1.建元初年的意識形態(tài)辯論?
《淮南子》（即《淮南王書》又稱《淮南鴻烈》)是西漢初葉淮南王劉安命手下賓客集體撰作的一部奇書。劉安是漢武帝劉徹的叔父。此
書雜采戰(zhàn)國以來除儒學以外的百家之言，主要是黃老道家言論。包羅萬象，從天地開辟、宇宙洪荒到黃老養(yǎng)生之術，無所不及。但表面上，卻
似乎絲毫未涉及當時的政治與時局。因此，古今論者，都以為這是一部雜駁斑爛的純學術之書。?
此書撰著于景帝一朝的后期，而于漢武帝劉徹即位之初的建元二年進獻于朝廷。?
后人讀此書，無不以為此書只是一部意在求仙訪道博采黃老言的道家之書而已。而黃老道則為漢初文景以來所尊之官學。殊不知，此書乃
是建元初年間激烈政治斗爭和意識形態(tài)辯論的產(chǎn)物。?
漢初意識形態(tài)論爭的焦點是主張尊王攘夷的儒法家（宗荀子及今文公羊?qū)W派)，與主張因循舊制、“蕭規(guī)曹隨”無為而治的黃老道家之爭
。從現(xiàn)代的觀點看，前者主張國家主義，后者主張自然放任，即自由主義。??
2.漢武帝一度危在旦夕?
建元元年（B.C140)劉徹登基，時年僅16歲。他一登基即重用主張加強王權(quán)的儒士出任將相。準備采納文景時期大為失意的賈誼、晁錯一
派的政治主張，即對內(nèi)削弱諸侯、加強中央，對外則抗御匈奴。劉安撰作《淮南子》，其所針對的，就是初登基的漢武帝劉徹。劉徹志在尊王
攘夷，削諸藩，破匈奴，實施“大有為”之政。劉安則主張因循舊范，無為而治。由此引申為政策，也就是要堅持漢初舊制，從而保護劉氏諸
王集團裂土稱王的既得利益�！痘茨献印分杏小爸餍g訓”一篇，專講帝王之術。?
而建元初年主導政治大勢的，并不是已作了皇帝的年輕人漢武帝，而是素好黃老之道的太皇太后竇氏以及諸竇、諸劉列王貴威。竇氏于建
元二年臨朝干政罷免劉徹所任命的儒學將相，否定劉徹加強王權(quán)削弱諸侯的政策方向。這實際是一場未動干戈的宮廷政變。?
在這場政治爭論中，甚至漢武帝的舅舅、王太后之弟武安侯田蚡暗中也站到了劉安一邊。《漢書》淮南王傳記：劉安友善太尉武安侯田蚡
。（田蚡)與私語曰：“方今上無太子，宮車一日晏駕，非王而誰可立者？”淮南王大喜，厚賂武安侯。要知道此時之劉徹，年方十七、八歲
，正值盛年。除非遭遇突然之變，發(fā)生非正常死亡，怎么談得上“宮車一日晏駕”？而身居高位（漢太尉領有兵權(quán)相當于國防部長)的國舅田
蚡，竟然與劉安私下計議安排關于劉徹的后事問題，并屬望于劉徹這位老叔父作年輕皇帝的繼承人。由此可見當時劉徹政治地位之孤弱及危險
也。?
建元六年（B.C135年)太皇太后病危，死前天上出現(xiàn)彗星。劉安認為這種天象預兆著“兵當大起”，天下將要大亂。于是“治軍械，積金
錢”，準備武裝起事。于此而又見當時政局之險惡矣！???
3.人文學術難以完全超離政治?
建元六年太皇太后竇氏駕崩，劉徹終于主持了大政。元光元年（BC134年)間，他召見名儒董仲舒。董氏向他提出著名的“天人三策”，漢
武帝決心由此而推行全面改革。此即西漢史中值得大書一筆的“元光決策”。新政的首要方針是改革國家意識形態(tài)，即“罷黜百家，首尊儒術
”。而所罷黜的百家言中，重點一為主張搞陰謀政治的縱橫家言，一為黃老之道也。直到田蚡死后，劉徹才知道了他與劉安的那次密謀。劉徹
說：如果田氏仍在，當滅族矣！元狩元年（B.C122年)劉安積蓄已久的反謀終于被揭露，被追究而自殺身死。漢武帝取得了最終勝利。?
這一段史事表明，歷史中的人文學術難以完全超離于政治。但是，后人已超越了這場歷史斗爭。今人談論漢初黃老之道，無為而治，常稱
嘆稱羨。然而，若不參照漢初及建元年間之大形勢，漢初儒道兩個學派這場大論爭就不能真正被理解。今人讀《淮南子》無不以為其僅是一部
學術著作。其然，其不然乎？
漢武帝建元新政之失敗
我在“《淮南子》與漢初政治斗爭”一文中，曾談到武帝“建元”年間發(fā)生了一場宮廷之變�？龊螅杏讶藢Υ颂岢鲑|(zhì)疑。此事淹昧在
史料中，古今論漢武帝者皆未見論及。??
1. 漢初“無為而治”并非太平天下?
前人之論劉徹，多以其為太平天子，也有認為他是揮霍無度之敗家子者。認為劉徹上承文景盛世，國庫充盈，因而對外大規(guī)模用兵，“內(nèi)
窮侈靡，外攘夷狄”，致使“天下蕭然，財力耗盡”。《漢書》作者班固對漢武帝功業(yè)基本肯定，但也說：“如武帝之雄才大略，若不改文景
之恭儉，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認為漢武帝的失誤，在于改變了文景時代無為而治的黃老路線。?
實際上，文景之世并不是太平時代，而是潛伏危機的時代。?
漢文帝時產(chǎn)生了兩位具有宏觀戰(zhàn)略眼光的杰出政治家。一是賈誼，一是晁錯。賈誼出身平民，是研究《春秋左傳》的專家。20歲從政，33
歲早逝。生前曾多次問文帝提出富國強兵的改革建議，遭到列王公卿的反對。文帝忌憚朝野輿論的壓力，雖然重視賈生之論卻不敢采納。晁錯
是研治《尚書》的專家。在擔任太子家令時多次向文帝上書，提出削藩限制諸侯的政議，重農(nóng)主義的經(jīng)濟政策和擊胡備邊的對外戰(zhàn)略，文帝均
明確表示欣賞但也不敢采用。?
文帝時“匈奴連歲入邊，殺掠人民及畜產(chǎn)甚多。云中、遼東敝甚�！蔽牡哿辏倥珒陕饭h，“烽火逼于甘泉、長安”，兵鋒直逼距長
安不遠的皇帝行宮甘泉宮。（宮址在陜西淳化縣西北。)而文帝也只有以外
嫁公主納幣和親一策作為應對。景帝初即位之第三年，以吳王、楚
王為首的劉姓七國諸侯即聯(lián)兵造反，其口號是“殺晁錯，清君側(cè)”。景帝不得不殺掉晁錯作為安撫，但諸侯并沒有退兵。兵連禍結(jié)，內(nèi)亂一年
后才被中央平定。景帝在位僅十六年，其間匈奴五次入邊，殺掠人口，動以萬計。?
景帝時代，國政糜爛，法制荒疏。王公貴族囂張，官制世官世守。“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當此之時，“網(wǎng)疏而（豪)民富
，役財驕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武斷于鄉(xiāng)曲�！薄白谑矣袊�，公卿大夫以下，爭奪奢侈無限度。（《通鑒》卷16)??
2.劉徹不是坐享其成的太平天子?
劉徹于建元元年16—17歲時繼父位成為皇帝。上臺后即任命信奉儒學的竇嬰為丞相，安排其舅父田蚡主持兵政為太尉，任命他當太子時的
兩位儒學老師趙綰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他毅然實行改革。?
改革的主要內(nèi)容，則本于其祖父漢文帝前元元年（前179)賈誼向漢文帝的建議，即：“改正朔，易服色，建官制，重禮樂，更秦法以立漢
制�！钡菨h文帝當時對這種改革“謙讓未遑”，而年輕的劉徹則決心大刀闊斧實施之。?
這種制度的改革，最終目的是落實在要規(guī)范和限制諸侯及權(quán)貴無禮無法的亂妄之行，加強國家的權(quán)力，以便對外御侮。因而涉及到當時政
治制度的核心內(nèi)容，即權(quán)力與資源的重新分配，從而引起了朝野既得利益集團的強烈反對。?
劉徹于即位的當月（建元元年十月)，即下詔要各地舉薦“直言敢諫之士”。各地推薦上來一百余人，劉徹一一召見，親自策問“古今治
亂之由，長治久安之道�！睆钠矫裰羞獡芰硕偈�、嚴助等一批后來的名臣。但劉徹所注意的，并不是應付一時的對策，而是統(tǒng)籌全局和長遠
的總體戰(zhàn)略思想。?
他的老師王臧推薦宿儒魯申公作皇帝顧問。這位申公曾作過楚王劉戊的賓客，七王之亂時由于反對楚王叛亂一度被楚王罰為奴隸。劉徹派
人以安車駟馬恭敬迎接，向其“征問古今治亂之事”。但申公拿不出高明的理論，只說：“為政不在多言，重在力行�！边@種見解令劉徹大為
失望，因為他當時更為關注的是要設計一套全新的國家戰(zhàn)略和理論。??
3.建元新政及竇氏政變?
為了抑制諸侯在中央的政治影響力，劉徹命令當時駐在京城的列侯回到自己的封地。同時命令各地包括各封國、諸侯領地開放城門，不得
私設關卡限制往來出入。這是打破地方割據(jù)的重要舉措。還下令對貴族子弟橫行不法者實施懲戒，削除其貴族屬籍。這些措施引起了列侯、宗
室貴族們的強烈不滿，“毀新政日甚”。都集聚到太皇太后竇氏周圍告狀詆毀。于是太皇太后要劉徹廢棄儒學而采行黃老之道，恢復文景時代
的“無為之治”。?
但劉徹拒絕聽從，反而讓趙綰上書，建議皇帝對于國事不必報知請示于“東宮”即太皇太后。竇氏大怒，派人訪察趙綰、王臧莫須有的“
奸利”之事，以此斥責劉徹。終于下令逮捕趙綰、王臧，迫使二人于獄中含冤自殺，而漢武帝當時竟無力保護自己的老師。其后，竇氏罷免了
丞相竇嬰、太尉田蚡，將申公逐回老家。轟轟烈烈的建元新政被迫偃旗息鼓了。?
轟轟烈烈的建元新政不到一年即告失敗。當時在列王貴族及諸竇宗室中無疑發(fā)生了欲廢黜皇帝的暗流，所以才出現(xiàn)了田蚡與劉安密議的一
幕。這一點還可以從以下一則史事中得到旁證。?
據(jù)《資治通鑒》記：當初武帝被立為太子，靠的其姑母長公主劉嫖。條件是劉徹娶長公主獨女陳阿嬌為妻。劉徹即位后，陳阿嬌成為皇后
。長公主自恃擁立皇帝有功，向劉徹請求利益無厭。武帝深患之。而陳皇后驕悍，于是劉徹疏遠阿嬌。而劉徹的母親王太后立即警告他說：你
新即皇位，大臣未服。先為改制，太皇太后已怒。現(xiàn)“又忤怒長公主，必重得罪，宜深慎之！”所謂“大臣未服”，即指公卿權(quán)貴中反對劉徹
的暗流。所謂“必重得罪”，就是皇帝要當不成了。
劉徹是極其聰明之人，馬上轉(zhuǎn)而“恩禮”長公主、陳皇后。從建元二年至建元六年間，他四處游浪射獵，不再過問大政方針，“無為而治
”。由于長公主的保護與劉徹的韜光養(yǎng)晦，才使他的帝位得以保全。?
建元六年竇氏死后，劉徹的帝權(quán)得到恢復。他再度改元，將年號命名為“元光元年”。所謂“元光”，這一年號顯然是具有象征意義的。
此后數(shù)十年間，劉徹每隔六年即更改一次
年號；表明建元六年之間的失敗記憶對他留下的印象是多么深刻！?
元光元年以后，劉徹遂開始推行一系列大刀闊斧的改革，把漢朝推上了全盛的時代。在歷史和政治中，時間也是一種力量，劉徹是懂得這
一點的。
－－－－－－－－－－－何新老師的文章好！頂
